今年以来，我国金融机构遵循商业可持续原则，通过降低利率、减少收费、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措施，主动为市场主体减负，大力度支持小微企业复苏，服务实体经济取得了明显成效。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加快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落实“六保”“六稳”任务，离不开进一步畅通我国金融“血脉”，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

释放资金信号促进实体流动

记者：当前我国正在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您看来，金融如何服务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李扬：发展格局的转型实际上就是资源配置格局的转型，更多表现为国内外资源和国内外市场的重新配置。资源配置需要有载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实质是金融资源的流动，是“物随钱走”，钱配置到哪里，资源、人力等就会跟着到哪里，因此，通过改革，创造高效率的金融运行机制至关重要。

金融在助力实现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需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为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提供有效的信号。就金融业而言，引导资源配置的重要信号包括“三率”，即利率、汇率和国债收益率曲线。经过多年努力，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近年来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基本上反映了资源在国内和国外之间配置的比较优势，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进一步完善汇率的形成机制和调控机制。利率的水平及结构，决定了资金在国内哪些地区、哪些部门、哪些产业中被使用的优先顺序。近年来，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也取得较大进展。去年，人民银行推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对贷款的优惠利率的决定机制进行了改革。这些都是为了让资金的需求者和资金的供给者获得更加准确的信号。目前，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还在进行中，进一步完善基准利率的形成机制、形成有效的利率体系是主要任务。国债收益率曲线涉及所有金融产品的定价问题，它构成全部金融产品的定价基础。目前，我国已经形成银行间国债收益率曲线和交易所国债收益率曲线。但是，国债市场发展的滞后、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的分割以及市场的流动性不足，构成我国形成有效的国债收益率曲线的障碍。在这方面，我们仍然任重而道远。

记者：资金的先导作用如何体现，才能让资源的优化配置更加精准有效?

李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载体是资金的流动。因此，推动经济发展格局转型，我们需要三个金融载体：一是机构，二是市场，三是产品。

就金融机构而言，我们最近做的研究发现，我国金融机构的结构中，传统商业银行的比重过高。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商业银行是一个风险厌恶型的金融机构。但是，经济转型意味着要面临更多的风险，必然要求金融机构能够认识风险、接受风险、经营风险，从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这就需要有更多的能接受较大风险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各种证券机构、基金、VC、PE、信托、金融租赁等，增强其应对资源配置格局重新调整风险的动力。其次，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们需要更多如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经营长期资金的金融机构，目前，我国类似机构的规模仅及美国的10%，差距甚大。非银行金融机构与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同时也是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如果这些机构得到充分发展，我国资本市场由散户主导的不利格局也比较容易改变。

就市场发展来看，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我们要重点发展资本市场。我国资本市场上市的企业中传统企业多，而创新型企业、高新科技企业相对较少。这使得我国资本市场难以完成引导经济发展方向的任务。今后我们要大力推进实行注册制，让更多轻资产、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占比较大的科技企业进入市场，支持科技创新、支持创新创业。近年来，我国不断深入资本市场改革，包括批准了建设新的期货公司，允许外资进入中国投行领域等，都是为了让资本市场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提供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支持发展格局转型。

守住风险底线服务“六稳”“六保”

记者：稳金融是“六稳”“六保”的重要内容。您觉得稳金融当前有哪些重点问题需要解决?如何做好金融风险防范?

李扬：今年以来，我国推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货币政策支持措施，包括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出台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等等，通过这些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扩大了资金总量供给，有效解决了企业融资难问题。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引导市场利率持续下行，较好地解决了融资贵问题;通过加大银行不良贷款核销处置力度，解决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财务可持续性问题。所有这些政策措施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今年二季度以来，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呈现良好的回升迹象，其中货币金融政策功不可没。

要统筹考虑政策支持的效应，关注政策的“后遗症”，总量要适度，并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考量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

记者：面对全球相对宽松的货币状态，我国该如何应对?

李扬：在全世界流动性普遍宽松的情况下，我国保持了正常的货币政策框架，利率是正的，信贷资产与负债是匹配的，这非常难得。这是一个可以应对各种局面、具有充分弹性和回旋余地的架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也保持着足够的警惕，防范风险不至于过度累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确保顺利地完成“六稳”“六保”任务。

让金融创新成果更好惠及民生

记者：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中，金融创新将在何处着力?

李扬：首先，对金融业来说，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一方面要支持高新科技全面产业化;另一方面金融也要用高新科技来武装自己、改造自己，积极利用现代科技全面推进金融体系现代化。比如区块链技术，它本质上是一个“信任的机器”，是一个用来解决人们不相识但确立信用关系的机制。金融业是一个经营信用的行业。在过去，金融机构获得信用、判断信用、评价信用的方式，主要通过收集结构性数据等传统方式。有了区块链等手段，金融业就可以利用各种非结构化数据来重建社会的信任关系。所以，金融业要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把我们的市场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促进我国金融业迅速转型。我们看到，一些金融科技企业比如微众银行、京东数科、蚂蚁金服等在服务小微企业方面卓有成效，有的已经实现了所谓的“301”，即三分钟审贷，零分钟钱到账，一分钟办手续。这就是科技赋能金融，提高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这一切，在过去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我国在金融科技发展上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如果我们不能在金融科技的技术开发上奋起直追，如果不能在诸如数据安全、投资者保护、信息安全、隐私权保护、国家金融安全保护等关键环节上形成有效的制度体系，我们的金融科技发展迟早会遇到瓶颈，我们的市场优势也会丧失。所以说，用金融科技手段，全面转换和改造金融和实体经济，这一点尤其重要。

其次，要加快推动我国金融业基础设施建设。过去说到金融就是办银行，各地发展金融业就是引进银行。如今金融科技发展起来之后，实体性的银行不那么重要了，完备的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金融基础设施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体系，包括支付体系、法律环境、公司治理、会计准则、信用环境、反洗钱以及由金融监管、信息服务、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投资者保护制度组成的金融安全网等。金融基础设施在金融体系和更广泛的经济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保证金融效率和金融稳定的基础。对比来看，我们在这方面的差距更大。所以，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要奋起直追，引导科技在金融领域合理使用，强化金融监管体系建设，不断提升金融惠民服务水平，打造一个更加完善与优化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推动我国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转型。

记者：金融业这两年的开放措施很多，对当前新一轮金融扩大开放您有何建议?

李扬：近年来，我国加快推进对外开放，坚定不移地深化金融业改革和开放，推出了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的金融支持政策，持续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统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外汇管理政策。随着这些政策的落地，中国金融业将更具有吸引力。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势头比较健康。今年上半年，人民币跨境收付的金额为12.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36.7%。未来，我们要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在我看来，这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机制的根本举措。

(记者 温源)

关键词： 金融机构，实体经济